啪啪啪,是件挺严肃的事,就如同严肃艺术一样。
在当今中国,这个个人性经历依然被当作污名的风险社会里,再严肃的啪啪啪,一旦被公开放在互联网上,也会因其原本处于社会隐蔽空间中的身体和社会关系跨越了信息管理的栅栏之后得以曝光,从社会学家Goffman在《污名》一书中提到的“会丢脸的困境”变成具象化的“丢脸的困境”。污名的社会管理机制开始运转,对这一发生在公共场所的隐蔽空间里的性行为展开的道德审判,借由移动互联网的快速传播,添上互联网上无法挥发的力比多催化剂,使这污名化的性行为引爆一场狂欢。
中国的网络性狂欢
中国互联网的网络性狂欢,并不是从优衣库不雅视频开始的。
从2002年网民热议延安小夫妇在家看黄碟被抓开始,中国互联网已开始介入普通老百姓的私生活,讨论别人的性生活逐渐被互联网接受,但依然仅限于特定的Sex和时事讨论区,抑或色情网站。
即使在2005年12月底公安部宣布“点对点”裸聊不违法之后,在互联网堂而皇之讨论别人家性生活,其话语空间依然有限。
直到2008的“艳照门”,中国互联网性话题达到前所未有的公开度,正值新春佳节,“很傻很天真”的议论充斥在街头巷尾的男女老少之间。我在2008年做的一项关于艳照门的议程设置的论文发现,相关讨论在节庆聚会的饭桌上都可以讨论,甚至不避讳上小学的孩子们——这一点我去年在汕头大学的“身体与空间”的课堂上从一批刚上大一的95后学生那里再一次得到了证实:2008年那时,他们最多才上小学六年级。
在“艳照门”中迅速涌出网络“性息”大洪水,冲破了政策议程、媒介议程的约束边界,公众议程成为网络性议题的线下传播主导,即便北京公安局在2008年2月20日首次表态,热门传世页游,网络打包传播、赠阅200张以上的艳照将追究刑事责任,依然挡不住老百姓们对此的兴奋热议。一旦当性内容的能见度达到男女老幼喜闻乐见的时候,性的话语空间的扩大才成为可能。
此后,“别人的性”成为了中国人茶余饭后可以堂而皇之讨论的话题。不论2010年的兽兽门,还是2012年的雷政富不雅视频,当“公开谈性”成为一种从互联网的隐蔽空间走下神坛的O2O法器,这种节日庆典式的狂欢逐渐发展成日常生活化的网络暴力的滥觞。
隐蔽空间的身体规训
不可见的性,似乎是中国人对性的一种约定俗成的文化模式。从古代新媳妇压箱底的嫁妆铜镜背后的春宫图,到藏于小鞋中的三寸金莲,在在都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主。亏得是中国人的智慧,才能在这不可见的狭缝空间中,繁衍出这泱泱大国。一旦突破了可见的底线,礼崩乐坏的幻想便扑面而来。
然而,在日前召开的第五届中国“性”研究国际研讨会上,性学家阮芳赋教授在对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文化并非一开始就对性讳莫如深,他认为,中国古代经史子集中,对性持有非常积极的态度。
而近现代国人对性的空间规训日益增加。即便是阮教授,当年出国前也只能在北京图书馆的特藏馆中翻阅丰富的古代性文献,这些内容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看得到。图书馆对性文献的空间管控,提高了性知识的准入门槛,也限制了学者接触性文献的空间范围——这样一来,特藏馆便成为了性的一处隐蔽空间。借由手抄或默记在大脑“USB”之内,阮教授将这些重要的古代性文献内容部分带出国进行学术研究,这也算是另一个维度的隐蔽空间内性息的传递。
2005年,我在做中国人裸聊现象研究时,很少有受访人愿意到线下接受面对面的采访,即便偶尔答应的,也不愿在公开场合讨论,哪怕身处人身鼎沸的热闹餐馆,受访人也不愿轻易冒险,只有回到互联网上QQ聊天,受访人才能安全敞开心扉讨论性事。
即便是2008年“艳照门”事件后,公开谈性成为社会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2011年以性爱动作展示作为行为艺术的北京艺术工作者成力,依然被以“寻衅滋事”判劳动教养一年。当中国人的性由“只可做不可说”转变为“可以公开聊别人的”之后,当性息成为互联网粉丝经济、眼球经济的主要引爆点时,在公开场合的野炮,依然受到法律的约束,性行为依然在一定程度上被法定的约束在私密或隐蔽空间之内。
虽然戴慧思教授在1995年《Urban Space in Contemporary China》一书中指出在市场经济浪潮下,中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对公民人身流动的控制。但在对网络性狂欢事件上的介入,依然可以看出国家对公共空间的属于私人的性的控制一直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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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时代的贞操观(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